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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在宽容中走向繁荣
战艳

家岳敏君在他最痛苦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用大笑应对一切。

他开始在画布上涂抹一系列自己大笑的形象:蹲在地上大笑、捂着眼睛大笑、一群岳敏君骑着鹅在天上大笑……

不少中国观众看到他大笑形象后的第一反应是:你有病啊!而外国人却很新奇:原来中国人也可以这样开心地笑啊。

如今,岳敏君有理由在现实生活中大笑了。他的油画《教皇》在2007年6月苏富比拍卖中以214.8万英镑成交,逾3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创下了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拍卖纪录。在这幅画中,岳敏君扮作教皇模样狂笑着。

在此之前,另一位中国画家刘小东的油画《三峡新移民》在2006年11月北京保利秋拍会上,以2200万人民币成交。

近几年,国际拍卖场上频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身影,张晓刚、方力均、刘小东、杨少斌等人的作品连续以高价拍出,出现了当代艺术的"千万军团",国际当代艺术界突现中国因素。虽然这些作品价格与大师级作品仍无法相提并论,但也已接近西方很多知名画家的画作价格,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是在挣扎了20多年后,才从地下状态上升到了聚光灯下,在绘画风格上,也从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转向到新写实主义,对个体生存状况给予了极大关注。

仅在九十年代末,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很多人眼里还是被边缘化的“盲流”。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及其艺术家生存状态,都发生了‘山乡巨变’,”艺术评论家杨卫认为。

   杨曾在90年代创作了题为《中国人民很行》的“钱币”系列油画。币的主体描绘了经历过“文革”一代人所熟悉的场景,如大和唱,并将真实人民币上端的“中国人民银行” 的字样,换成了“中国人民很行”,幽默地反映了个体中国人面临身份变迁的矛盾。这幅作品使杨卫进入了中国知名当代艺术家行列。

杨卫说,他的作品是一代人的文化记忆。“过去闭关自守的时候,钱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后,钱是似乎是最重要的了。(作品)既有对自身过去一些东西的否定,也有对过去精神状态的缅怀和呼唤。”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为了"躲避房东老太太们提防的目光",这些画家们逐渐聚集到了圆明园附近居住,那里生活成本低,居住环境相对自由。

按照北京公安局的有关规定,外来人口需要有工作单位作担保才能在租房所在地的居委会办理暂住证。然而,“我们没有正当职业、没有暂住证。没人愿意我们住在那里,警察不停地来查我们,根本法安心创作,”现年45岁的岳敏君坐在他北京东郊宽敞而安静的画室里回忆说。

“从圆明园到东村,到现在的宋庄,艺术家们被赶得满地儿跑,”艺术家焦应奇说。“他们认为我们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然而,就是“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我们成长起来了,”杨卫说。

   1994年以来,大约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名艺术家在方圆200公里的宋庄安居。这个位于北京东郊通州区小镇,在一定意义上,已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活跃的地方。由于现代艺术为村民带来了财源,那些从事当代艺术的画家们,成了当地政府的座上宾,通州区也借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生产基地"

    目前,正忙于宋庄艺术家年鉴编辑的杨卫说:“即使电表坏了这样的小事,当地政府也会派人来处理。以前,我们是被驱赶的对象。很有趣。”

    当代艺术按国际标准,是指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的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通常指1979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以来的油画、雕塑、版画领域里有所创新、颠覆既有规范的艺术,包括摄影、装置、观念、行为、录影、多媒体等新艺术形式。

    中国美术界把 1979年的一次美展事件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9月27日这天,在国家美术馆东侧的街头公园,艺术家自发举办了"星星美展" 。然而,"星星美展"三天后被禁, 艺术家随即上街游行,提出要"政治民主,艺术自由"

    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家们多集聚在城市中废弃的工厂和郊区村庄。北京当代艺术画廊集中区包括798工厂、酒厂、芳草地、索家村等;在上海,有位于苏州河旁的莫干山50号;在西南地区,有画廊画室密集的成都蓝顶艺术中心和重庆坦克库艺术区。

    层出不穷的画廊,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看似边缘实则活跃的状态的折射,”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油画部主管李峰说。

    与此同时,当代艺术本土展台已成燎原之势。从2000年上海双年展起,成都双年展、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等紧随其后,成为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本土平台。

“中国当代艺术浮出水面,是历史的必然,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杨卫说。

    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正享受着双重宠爱。一方面,外界急于想了解中国,前卫的当代艺术家是展示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中国也很希望外界了解中国,中国从保守的国家到向世界开放。开放过程中,社会不仅需要故宫、城墙这样的历史形象,也要有当代文化形象。2008年将是一个标志,”杨卫说。

    杨卫注意到,国际收藏家比较关注历史悠久,同时又处于剧烈变化中的地区的文化,如印度、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张力正是源于中国独特的经历”。

    然而,繁荣背后亦有隐忧。当代艺术家焦应奇说:“现在中国社会都在谈钱。当代艺术市场火爆。当代艺术原本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现在看来,当代艺术(家)对资本主义特别满意。批判性应该是当代艺术的重要价值之一,当代艺术面临这些理性价值的缺失:对资本的批判、对社会的批判。”

    当代艺术现在似乎在靠经济出牌。艺术家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枷锁,很快又落入了经济枷锁。“市场化带来了投机现象,一些人在刻意寻找一些符号。如毛泽东形象、道家文化、易经、书法等,以迎合西方市场口味,”杨卫说。

更有一些理论家担心美元与资本的力量在改变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批评家黄河清在《艺术的阴谋》一书中指出,中国当代艺术无非是“西方艺术,中国制造”。

    画家王向明列举了前苏联的例子:当时西方某些基金力捧与前苏联正统艺术观念唱对台戏的前卫艺术家,使之成为苏联艺术家群体中令人羡慕的“贵族”。苏联解体后,基金不再资助他们,其作品价格一落千丈。

尽管理评论家们有诸多担忧,艺术家们仍专注于自己独特的精神体验。他们签名式的作品内容,让人过目不忘。如张晓刚的老照片系列、方力均的光头泼皮系列、杨少斌的红色暴力系列等。

杨少斌说:“实际上每个艺术家脑子里都有一根神经,就是一定要创造一种自己的风格。当代艺术的主题就是创立风格,这个很关键。”

    这其实是管理国家的方式发生变化带来的结果。岳敏君说,“计划经济时代,精英人群发动所有人做事。市场缺布了,大家都去织布;缺钢了,大家都去炼钢,改革开放后,个人的创造力受到鼓励和张扬。以当代艺术为例。从开始无人问津,甚至被压制,到现在比较繁荣,是基础艺术家对文化、社会责任态度逐渐成熟的表现。人们体会到了艺术创新带来的好处,才改变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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